人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
今天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PierreBaudelaire，—）的忌辰。
提起波德莱尔，我们一定会想起《恶之花》里那些腐败而唯美的意象：疯狂的赌徒、美丽的盲女、清冽的月光、恐怖的腐尸。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第二帝国时代的巴黎四处弥漫的颓废、暧昧与压抑，也洞悉到了每个人身上彻骨的孤独，正如芥川龙之介所说：人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
他是一位真正的先知，或许理解他，也就理解了我们所处的时代。
波德莱尔对于现代性的最丰富最深刻的思考，是在发表了《现代生活的画家》之后不久、于19世纪60年代的早期开始的，并且一直持续到了年他逝世前不久，那时他已病得不能再写作了。这一工作体现在他计划以《巴黎的忧郁》为题出版的一系列散文诗中。波德莱尔在世时没有完成自己的整个计划，将其出版，但他完成了其中的50首散文诗，外加一个前言，一个后记，它们在他死后不久于年出版。
本杰明在论述波德莱尔和巴黎的一系列出色文章中，第一个抓住了这些散文诗的深刻性和丰富含义。我的全部工作都是按本杰明所开创的思路进行的，不过我也从他所阐明的东西中发现了不同的要素和复合物。本杰明论述巴黎的文章构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戏剧性表演，惊人地类似于葛丽泰嘉宝在电影《妮诺基卡》中的表演。他的心灵和感受力不可阻挡地把他拉向了这座城市的辉煌灯火、美丽的女人、时尚、奢侈、它的令人目眩的各种外表和辉煌灿烂的场景的闪烁；同时他的马克思主义良心又坚持要他摆脱这些诱惑，教导他，这整个灿烂辉煌的世界是堕落的、空洞的、邪恶的、精神空虚的、压迫无产阶级的、要受到历史的谴责。他重复地下着意识形态的决心，要不受巴黎的诱惑——并且要不使他的读者受到诱惑——但他最后还是忍不住要看一下林荫大道或拱廊下的景色；他想要得到拯救，但还没有得到拯救。这些内在的矛盾在文章中不时地流露出来，使得本杰明的工作具有一种光能和令人辛酸的魅力。电影《妮诺基卡》的脚本作者和导演刘别谦（ErnstLubitsch）与本杰明一样，也出身于柏林的犹太资产阶级，并且也同情左派；他会理解这种戏剧和这种魅力，但无疑会报以一种比本杰明自己的结局较为令人愉快的结局。我自己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的工作不那么具有戏剧性而引人入胜，但也许像历史那样更加前后一致。在本杰明于（波德莱尔的，他自己的）现代自身和现代城市的完全融合与完全分离之间摇摆不定的地方，我试图重新抓住辩证的变化之流中较为稳定的潮流。
▲电影《妮诺基卡》（）剧照
在以下两节中，我想细致深入地阅读波德莱尔晚期的两首散文诗：“穷人的眼睛”（年）和“光环的丧失”（年）。从这两首散文诗中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波德莱尔为什么会普遍地被誉为最伟大的都市作家之一。在《巴黎的忧郁》中，巴黎这个城市在他的精神戏剧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
波德莱尔的这部著作属于一个伟大的巴黎写作传统，这个传统可回溯至维永，中间经过孟德斯鸠和狄德罗、布勒通纳和梅尔西埃，直至19世纪的巴尔扎克、雨果和苏（SueEugene，法国作家，长篇连载小说的倡导人）。但波德莱尔也表达了这个传统中的一种根本的断裂。他的最好的巴黎写作恰好属于一个历史时刻，当时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并在奥斯曼的指导下，巴黎正在进行系统的拆建和重建。甚至当波德莱尔在巴黎工作的时候，巴黎的现代化建设正在他的周围、他的头顶和脚下展开。他不仅把自己视为这一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旁观者，而且视为一个参与者和主人公；他自己的巴黎写作表达了这种建设的戏剧和痛苦。
波德莱尔向我们显示了任何其他作家都没有看得如此之透的某种东西：巴黎的现代化怎样同时鼓舞并且强制了它的市民的灵魂的现代化。
有必要指出《巴黎的忧郁》中的散文诗最初发表的形式：它们最初是波德莱尔为每日或每周大量发行的巴黎刊物撰写的小品文。小品文大致相当于今天报纸上登载的反映个人观点的署名文章。它通常刊登在报纸的第一版或核心版上，其位置正好在社论的正下方或与社论左右相对，意在成为读者最先读到的东西之一。它一般由一个局外人以一种令人感慨或冷静反思的调子撰写出来，打算与好斗的社论形成一个对照——尽管它很可能是（常常是下意识地）用来加强主编的可能引起争辩的观点。在波德莱尔的时代，小品文是一种特别流行的都市风格，在大量的欧美报纸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世纪许多最伟大的作家——波德莱尔的前一代人巴尔扎克、果戈理和坡，波德莱尔的同代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狄更斯、惠特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运用这种形式来向大众表达自己的看法。关键的是要记住，《巴黎的忧郁》中的诗歌不是以一种已确立的艺术形式作为韵文出现的，而是在新闻的编排中作为散文出现的。
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的前言中宣称，laviemoderne（原文为法文，意思是“现代生活”）要求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散文诗，有乐感但不带节奏没有韵律，灵活强健得足以使自己适合于灵魂的狂热冲动、遐想的波动起伏、意识的跳跃颠簸”。他强调，“这种令人念念不忘的理想，尤其出自于对庞大城市的探索，出自于它们的无数联系的会聚”。波德莱尔用这种语言所传达的东西，尤其就是我将称作的原初现代景象：它们是一些经验，产生于波拿巴统治和奥斯曼指导下的巴黎的具体日常生活，但带有一种想像的共鸣和深度，推动着它们越过自己所在的地点和时间并将它们转化为现代生活的原型。
我们的第一个原初景象出现在“穷人的眼睛”（《巴黎的忧郁》第26首）之中。这首散文诗采取了恋人抱怨的形式：叙述者向他所爱的女人解释，为什么他对她感到疏远和失望。他让她想起他们最近共享的一次经历。他们曾经一起单独度过了美好而漫长的一天，在那天傍晚，他们坐在“一条新的林荫大道拐角处的一个新开的咖啡馆前面的”台阶上。那条林荫大道“尽管还是满地瓦砾”，但那个咖啡馆“却已经自豪地展示出它那还未完成的富丽堂皇”。它最壮丽的地方在于它带来的一片灯火：“咖啡馆灯火辉煌。甚至煤气的燃烧也带着初次登台的热情；它竭尽全力地燃烧着，照得墙壁白花花扎眼，镜子泛着银光，房子的檐口和线脚闪着金光”。屋内的装饰也被煤气灯照亮，但不那么眩目：希腊神话中的男女侍酒者以及猎犬和猎鹰可笑地夹杂在一起：“仙女和女神们头顶着一串串水果、肉糜和猎物”，“全都是迎合大吃大喝的历史和神话”的拼凑。要是在别的场合，叙述者可能会躲避这种商业化的粗俗；然而在热恋中，他却能够充满感情地笑着，享受着这种粗俗的诱惑——我们的时代会把这叫做“俗”。
当这对恋人坐在一起，快乐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时，他们突然看到了其他人的眼睛。一家衣着破烂的穷人——胡子灰白的父亲、年轻的儿子和一个婴儿——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咖啡馆里的那个灿烂的新世界。“三张脸都额外地认真，那六只眼睛全都一样的羡慕，定定地盯着这个咖啡馆，其眼神仅仅由于年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没有人说话，但叙述者试图读懂他们的眼睛。那个父亲的眼睛似乎在说，“多么漂亮啊！这个可怜的世界必定把所有的金钱全都花到了这些墙上”。那个儿子的眼睛似乎在说，“多么漂亮啊！但这种房子只有同我们不一样的人才能进去”。而那个婴儿的眼睛则“对所见的东西太入迷了，以致除了快乐、痴迷之外什么也表达不出来了”。他们的入迷不带任何敌意；他们对于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的看法是悲哀的，不是好斗的，不是愤慨的而是听任的。尽管如此，或者也许正因为如此，叙述者开始感到不安，“对我们的酒杯和酒瓶感到有点羞愧，因为对我们的饥渴来说它们是太大了”。他“被这个眼睛的家族所触动”，对他们有了某种亲近感。但是过了一会儿，“亲爱的，当我把眼睛转回来看你的眼睛，想在那儿读懂我的思想时”，她却说，“这些人和他们那瞪得大大的圆盘似的眼睛真使人无法忍受！你能不能让经理把他们赶走？”
他说，这就是今天他恨她的原因。他还说，这件事不仅使他愤怒而且使他悲伤：他现在看到“相互理解竟然如此困难，思想竟然如此无法沟通，即便是在相爱的人之间”——这首散文诗就这样结束了。
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个遭遇具有现代的特色呢？它具有什么标志，使得它不同于早先众多的巴黎爱情和阶级斗争的场景呢？不同之处乃在于我们的场景发生的都市空间：“到了傍晚时分，你想到一家新开的咖啡馆前面坐坐，那家店坐落在一条新的林荫大道的拐角处，尽管还是满地瓦砾，却已展现出它那还未完成的富丽堂皇”。一言以蔽之，不同之处就在于那条林荫大道：新的巴黎林荫大道是19世纪最为辉煌的都市发明，是传统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决定性突破。
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整个60年代，当时波德莱尔正在写作《巴黎的忧郁》，巴黎及其郊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奥斯曼，在拿破仑三世帝国的授权下，正在这个古老的中世纪城市的心脏地区炸开一个巨大的林荫大道网络。拿破仑与奥斯曼把新的道路设想为一个都市循环系统中的交通干线。这种想法在今天很普通，但在19世纪都市生活的背景下却是革命性的设想。新的林荫大道将能够使交通工具穿过城市的中心，直接从城市的一端到达另一端——到那时为止这还是一个堂吉珂德式的不可想像的事业。而且，它们将清除贫民窟，在层层黑暗的令人窒息的拥挤人群中开辟出“呼吸的空间”。它们将激发地方的工商业全方位地大大扩展，从而有助于支付由于拆房补偿和市政建设导致的巨额费用。它们还将抚慰大众，因为它们将导致在长期的公共工程中雇佣成千上万个人——有时人数可达城市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而这又将在私人企业中产生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最后，它们将创设长而宽的通道，让军队和大炮能够快速地通过，来对付未来的街垒和群众暴动。
林荫大道只是全面的都市规划体系的一个部分，这个规划还包括中心市场、桥梁、下水道、供水设施、大剧院和其他一些文化宫、以及一个庞大的公园网络。“可以说奥斯曼永远值得赞扬的地方在于”——他最杰出的著名继承者摩西于年这样写道——“他抓住了循序渐进的大规模城市现代化这个问题”。新的建设拆毁了成千的建筑物，搬迁了无数的居民，摧毁了延续数世纪的整个居住区。但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向城市的所有居民打开了整个城市。现在，终于可以不仅在城区内通行，而且可以贯穿各个城区了。巴黎在数世纪内一直是一个个孤立的小房间的集合，现在终于变成了一个统一的物理居住空间。
拿破仑—奥斯曼建设的林荫大道为聚集大量的人创造了新的基础——经济的、社会的、审美的基础。临街的一侧是各种小企业和商店，街的拐角处则是饭店和带有人行台阶的咖啡馆。这些咖啡馆，就像波德莱尔笔下的那对情人和那家穷人光顾的那个咖啡馆，不久就作为lavieparisienne（原文为法文，意思是“巴黎的生活”）的象征而遍布世界各地。奥斯曼建造的人行道像林荫大道本身一样，也特别宽，人行道的一侧安有长凳，并植有茂盛的树木。林荫大道上还设有人行半岛，让人们能更容易地穿越马路，并将便道与直行大道隔开，辟出道路让人们散步。站在马路上，能够看到林荫大道两边的远景，林荫大道的两端耸立着纪念碑，使得每次散步都能达到一个戏剧性的高潮。所有这些性质都有助于使新巴黎成为迷人的独特一景，使人赏心悦目。现代的画家、作家和摄影家，从19世纪60年代的印象派至今，整整五代人将从流淌在林荫大道上的生活和活力中吸取养料。到19世纪80年代，奥斯曼的模式已经普遍地被誉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典范。于是，它不久就被应用于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冒出来并不断扩展的城市，从圣地亚哥到西贡。
林荫大道对于大道上的人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波德莱尔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对于像“穷人的眼睛”所描述的情人来说，林荫大道创造了一种新的原始景象：创造了一个空间，在其中他们能够在公共场合中不被人打扰，不用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就能亲密地在一起。沿着大道行走、让自己隐没在林荫大道的巨大无际的连续变化之中，他们能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生动地感受到，自己的爱处于一个转折的世界的一个静止点上。他们能够在林荫大道上不停地行走着的陌生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爱——的确，在一代人之内巴黎就会因这种情爱的展示而世界闻名——并且从所有这些行人那里获得不同形式的快乐。他们能够针对众多的路人展开想像：这些人是谁？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爱谁？他们从别人身上看到的东西越多，向别人显示自己身上的东西越多——他们越是参与到那个扩展了的“眼睛家族”中去——他们对自己的设想就越丰富。
在这种环境中，都市的各种现实容易变得梦幻迷人。街道和咖啡馆的灿烂灯光仅仅提升了快乐；在此后的几代人之内，电流和霓虹灯的出现将使人更加快乐。甚至那些最明目张胆的粗俗言行，例如那些头顶着水果和馅饼的仙女，也在这种浪漫的光线下变得很可爱。凡是在大城市中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这种感受，这种感受在许许多多首情歌中受到过赞美。事实上，这些私人的快乐直接出自都市公共空间的现代化。波德莱尔正是在一个新的私人和公共世界正在形成时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从那时起，林荫大道在现代爱情的形成过程中将与闺房一样重要。
但对于波德莱尔、以及后来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原始的景象不能成为田园诗。它们可以含有田园诗性质的素材，但在景象的高潮之处，一种受压抑的现实就会不和谐地出现，一种揭示和发现就会产生：“一条新的林荫大道，尽管还是满地瓦砾…….却已展现出它那还未完成的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的旁边是瓦砾：被夷为平地的十几个城区——城市中最古老、最黑暗、最潮湿、最破旧和最令人可怕的街区——的残余。所有这些人将去哪儿住呢？那些负责拆房和重建的人并不特别地担心他们自己。他们正在城市的北部和西部开辟新的发展区域；同时穷人们却只能像往常一样凑合着过。波德莱尔笔下的那家衣衫褴褛的穷人从瓦砾背后走出来，站在这景象的中心。麻烦不在于他们感到愤怒或提出要求。麻烦只是在于，他们不愿走开。他们也想有一个有灯光的地方。
这个原始景象揭示了现代城市生活中一些最深刻的嘲弄和矛盾。使得所有的城市人成为一个扩展了的巨大的“眼睛的家族”的背景，也会产生出那个家族的被丢弃的继儿。把穷人从视野中驱除出去的物理和社会变革，现在又把穷人直接带回了每个人的视线之中。奥斯曼在拆毁古老的中世纪贫民窟时，无意之中也摧毁了那个传统的自我封闭密不透气的都市穷困世界。林荫大道在最贫困的街区中炸开了一个个大洞，使得穷人们能够穿过这些大洞，走出他们的被毁坏了的街区，第一次发现自己所住城市的其余部分和别人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而当他们看到这些东西时，他们也进入了别人的视线：这种景象，这种显现，交相映辉。在这巨大的空间中，在这明亮的光线下，是无法把脸转过去看别的地方的。光辉照亮了瓦砾，照亮了为灿烂的光线付出代价的穷人的黑暗生活。巴尔扎克曾把这些老街区比作非洲最黑暗的露营地；而对于苏来说它们则是“巴黎的奥秘”的缩影。奥斯曼建造的林荫大道把奇异的东西转变成了当下的东西；曾经是一种奥秘的苦难现在成了一个事实。
阶级分裂在现代城市中的表露开辟了现代自我内部的新的分裂。情人应当怎样对待突然出现在他们之中的穷人呢？在这一点上，现代的爱情丧失了它的单纯无邪。穷人的出现给城市的灿烂投下了一个无情的阴影。魔术般地激发出浪漫情调的迷人背景现在却施出了一个相反的魔术，把那对情人从浪漫的氛围中拖了出来，进入了更加宽广但比较缺乏田园诗的网络之中。在这种新的背景下，他们的个人快乐显现为阶级特权。林荫大道迫使他们作出政治的反应。那个男的摆向自由主义左派：他倾向于那些能够看到却不能共享这种快乐的人，所以对自己的快乐感到羞愧；他出于感情地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他家庭中的一员。那个女的——至少在这时——则倾向于右派，秩序党：我们拥有某种东西，他们却想得到它，所以我们最好“prierlemaitre”（原文为法文，意思是“请求主人”），叫有权有势的人来消灭他们。这样，那对情人之间的距离就不仅仅是沟通中的鸿沟，而且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一种对立。假如林荫大道上筑起了街垒——事实上在年，这首诗发表后7年，波德莱尔死后4年，林荫大道上的确筑起了街垒——那么那对情人就很可能发现自己彼此站在敌对的一方。
▲年3月18日，巴黎人民在城市各处搭建街垒，建立巴黎公社，这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一对恋人会发现自己因政治而分裂，这足以让人感到悲哀。但这种分裂也可能存在着其他的理由：也许，当他深深地注视着她的眼睛时，如同他希望的那样，他的确“想在那儿读懂我的思想”。也许，甚至在他高尚地肯定自己与那个普遍的眼睛家族有着亲缘关系时，他也赞同她那令人厌恶的愿望，想要否定那些可怜的关系，不愿见到也不愿想到他们。也许，他恨自己爱恋着的那个女人是因为，她的眼睛向他显示了他不愿面对的那部分自我。也许，最深刻的分裂不在于那个叙述者与他的情人之间，而是内在于他自己。假如事情确实如此，那么它就向我们表明，激活了现代城市街道的那些矛盾，是怎样在街道上的那个男人的内心中引起回响的。
波德莱尔知道，他笔下的那个男人与那个女人的反应，即自由主义的柔情与反动的残酷无情，同样是无用的东西。一方面，没有任何办法将穷人吸收到任何康乐的家庭中去；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镇压的形式能够长期地消灭穷人——穷人们将永远落在后面。只有彻底地重建现代社会，才可能为医治林荫大道所揭示出来的创伤——不仅是社会的创伤也是个人的创伤——开创一个开端。再者，激进的解决办法看来往往会失败：拆除林荫大道，关闭灿烂的灯光，重新搬迁大量的人，消灭现代城市带来的美与快乐的各种源泉。
我们能够像波德莱尔有时候所希望的那样，希望一个未来，到那时候，快乐与美就像城市中的灯光一样，被所有的人共享。但我们的希望中必定充满着弥漫于波德莱尔笔下的城市空气中的那种自我嘲弄的悲哀。
▲波德莱尔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在欧美诗坛具有重要地位，其作品《恶之花》是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集之一。从年起，波德莱尔开始陆续创作大量诗歌，后来收录在《恶之花》中，诗集出版后不久，因“有碍公共道德及风化”等罪名受到轻罪法庭的判罚。年，波德莱尔申请加入法兰西学士院，后退出。作品有《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美学珍玩》《可怜的比利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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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美]马歇尔伯曼著，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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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人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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